一位“旅行家”来到“流放地”观看一位军官对犯人的行刑时，与这位军官就司法程序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令人大出意外，这位军官最终不仅释放了犯人，而且自己突然走上为处决犯人而精心设计的机器自我处决。———这便是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的故事梗概。
这篇看来荒诞不经的小说写于1914年，在某些方面却透露出关于“以后”的若干重要信息。
“这是一架不寻常的机器”，小说一开始就是这位军官对这种杀人机器的夸耀，而后便以不小的篇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法对这架机器杀人的残酷、复杂和精密作了细致描述和表现。这架机器为流放地的老司令官一人设计，从下往上分为“床”、“耙子”和“设计师”三个部分，犯人在这架机器上要经过这三部分共十二个小时的各种残酷折磨然后才被处死，这些不同的酷刑按设计好的程序一环紧扣一环、一道紧接一道顺序进行，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更绝的是，一个外行的旁观者根本分不清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而且，整个流放地的机构都是精心设计的，正如这位军官得意洋洋所说：“流放地的机构已经十全十美，即使继任者脑子里有一千套计划也会发现，至少在好多年里，他连一个小地方也无法改变。”（《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卡夫卡可能没有想到，就在他写完这篇小说二十余年后，这种“精心设计”的杀人机器和“十全十美”的集中营就真的出现。成批成批屠杀犹太人的杀人工厂、焚尸炉、奥斯维辛、索比堡、古拉格……杀人、流放的确达到了高度的组织化、机器化和程序化。
但这篇小说篇幅更多、更为精彩、也更令人深思的，还是旅行家与军官之间的观念冲突和辩论。
无论这位军官如何喋喋不休，受流放地新任司令官邀请的“旅行家”对这架机器不仅毫无兴趣，而且愈加反感。他感兴趣的是司法程序问题，是对犯人的审判、处决是否公正。他发现犯人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就被判决，流放地司令官的命令就是一切，于是向军官问道：“他难道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军官马上回答：“他的确是的。”这样，犯人便没有任何辩护的机会。旅行家认为这太不公平，一再向军官提出要给犯人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对此，军官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从方方面面论述了让犯人自我辩护的种种弊病和现行“审判”的好处，“这一切都很简单。要是我先把这个人叫来审问，事情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他就会说谎，倘若我揭穿他的谎话，他就会撒更多的谎来圆谎，就这样没完没了。”（第145页）经过一番争辩，旅行家感到左右为难，“私自盘算道：明白地干涉别人的事总是凶多吉少。他既非流放地的官员，又不是统辖这个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公开谴责这种死刑，甚至真的设法阻止，人家可以对他说：你是外国人，请少管闲事。”另一方面，在交锋中军官表示了对老司令官的无比推崇和对新司令官要改变旧制的强烈不满：“新上任的那位当然露出想干涉我的判决的意思，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把他顶了回去，今后一定还顶得住。”（第144页）这使受新司令官邀请而来的旅行家不禁又有跃跃欲试之心：“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和处决的不人道是明摆着的。也没有人能说他在这件事里有什么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与犯人素昧平生，既非同胞，他甚至也根本不同情这人。”（第151页）似乎可以对新司令官施加影响，促其下决心改变旧制。
这位军官似乎看透了旅行家的心思，依旧滔滔不绝，反想通过说服旅行家来使新司令官改变主意，坚持旧制。他承认，现在几乎无人赞同旧制，只有他是“唯一的拥护者”和“老司令官传统唯一的信徒”，所以今天只有旅行家一人来旁观行刑，而过去却是人山人海，群情高昂，“我们是多么心醉神迷地观察受刑的人脸上的变化呀，我们的脸颊又是如何地沐浴在终于出现但又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我的同志！”（第154页）说到动情之处，他几乎忘了是在和谁说话。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老司令官的去世和新司令官要变法。此时，军官几乎是在哀求旅行家：“今天是您来到岛上的第二天，您根本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做法，您一向受到欧洲的思想方法的拘囿，也许您一般地在原则上反对死刑，对这种杀人机器更是不以为然……您见识过也知道尊重各个民族的种种奇风异俗，因此不会像在自己国内那样，用激烈的方式反对我们的做法。”（第155页）他不仅要求旅行家不明确表示反对，甚至希望旅行家连“在我们国家里审判程序不是这样的”或“我们从中世纪以来就不用酷刑了”这类话都不要说，因为这仍会给新司令官以变革的借口，“他的话准是这样的：‘一位有名的西方旅行家，他是派出来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程序的，他刚才说我们执行法律的传统做法是不人道的。出诸这样一位人物的这样的意见使我再也无法支持过去的做法了。’”（第156页）不过，军官向旅行家说道：“我并不是要您说谎，我绝无此意；您只需敷衍了事地答上两句，例如：‘是的，我看过行刑了，’或者是：‘是的，人家对我说过了。’这就行了，不用再多……”（第158页）
又经过几个回合的辩论，旅行家始终坚持一定要向新司令官表明自己的看法。见事已无可为，军官沉默片刻后便将犯人释放，却又一件件脱光了自己的衣裳，走上这架机器，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以身殉“道”？是不愿见到变化？还是害怕以后会受到惩罚？对此，卡夫卡惜墨如金，未著只字，似要读者自己来猜测、想像、体味……
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篇小说写于1914年，发表于1919年。
